民国初年的教科书与道德教育

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教材 资料图片

    从1910到1920年代，中国的学校试图以经过修正后的儒家伦理为基础，来建构公民的道德教育。清朝最后几年出版的修身教科书，已经开始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民国最初几年之内，修身教科书持续教导传统的美德，同时也强调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责任。为了达到让学生们认同民族共同体的目的，大部分教科书都将国家比作一个放大的家庭。我们可以发现，此处有一种根深蒂固于中国古代国学经典《大学》（其仍是晚清基本课程的一部分）的逻辑存在。这种逻辑将修身直接和社会秩序、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到1920年代被切断。教科书在澄清公德与私德之间的区别上起了一定作用。公私之间根深蒂固的二分法在晚清时重新出现。当时，公民教科书和公民道德的观念都是奠基于一种新式的公私之别：国家在范畴上是不同于家庭的。同时，当传统美德对于未来公民的社会化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却超越了个人道德。根据当时的道德教育，公民在私人领域中应该父慈子孝，但在公共生活里则应当搁置所有的个人考虑，心无旁骛地献身于公众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区分在公德与私德之间制造了鸿沟，而公民与国家之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再依赖于宗族或地方网络的关系。公民们应该监督官员，正如他们应该服从其政府的领导。
　　
课程与教育目的
　　20世纪头10年，各种课程都反映出道德领域的教育并非特别激进。晚清的修身课程尽管比较传统，但是“自由与平等”的提法以及爱国主义已经出现。民国初年的修身课程更加注重培养了解共和、有爱国原则的公民。到了1920年代，道德教育重点更加明确地转移到两个问题：如何使学生具备作为公民的素质，以及如何训练学生更好地贡献社会。
　　清廷在1902到1904年之间曾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学校教育体系，并最终致力于实现普遍义务教育（1902年，官方视野中的普遍教育是为男性而设的。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女子学校才逐步设立。然而，普遍教育的目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达成）。教育官员们仔细研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校体系，教科书也以日本版为范本，甚至是从日文翻译而来。辛亥革命爆发时，国家学校教育体系已经在中国萌芽，除此之外，大多数乡村学校和私塾是以传统和现代并行的方式从事教育活动。
　　晚清民初的教育家们都认为修身课程有助于培育孩童的“道德天性”。清末的道德教育课程主要由经典阅读组成。读物包含了从《孝经》到“四书”的各种经典。朱熹的《小学》、刘宗周的《人谱》及《礼记》的内容被用作行为规范指南；稍年长的学生应对“四书”有更深厚的理解，并开始研读“五经”；中学堂的学生应研读陈宏谋的《五种遗规》。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课程最重要的措施是将国学经典从初级教育中废除，基本伦理规范变为在每周几小时的修身课中教授。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一套新方针以取代清廷的教育宗旨。他以“公民道德”继承清廷“尚公”原则，但反对清廷提倡的“忠君”和“尊孔”，主张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与亲爱的观念。但是，蔡元培是通过引用孔孟等经典来支持自由、平等和亲爱的观念，因此，“义”即自由，“恕”即平等，“仁”即亲爱。蔡元培的解读显示出一种信念：尽管所谓“政治儒学”的部分必须被逐出学校课程，但儒教的许多内容却符合现代公民教育。新的修身课程和旧课程一样，从孝顺与友爱起始。它认识到儿童关切的范围是自其家庭与直系亲属开始，逐步扩展到国家与世界。
　　虽然蔡元培对教育的看法在某些地方是以晦涩的康德式的语汇来表达，但仍拥有真正的拥护者。因此，在袁世凯上台、企图重新灌输“尊孔”时，几乎很难在修身课程里占据一席之地。尽管他下令恢复读经课，但是否得到遵行却并不清楚。民国时期，从经典里摘录的篇章都被整合进语言学习读物之中，这和蔡元培的主张一致，但经典在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却从此丧失。
　　新的民国课程表规定，要从孝悌、信实、恭敬、勤俭等开始培养学生；接着培养他们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感，以激发进取心，养成爱国精神；在初级教育高年级阶段，讲授民国的政治体系。修身课基本每周一次，第一学年着重伦理规范，第二学年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第三学年是对家庭、自我乃至对人类及万物的责任义务，中国道德的特色则是第四学年主题。
　　民国教育追求的是，将公民规范建立在包括孝顺、可靠与服从之类的儒家道德之上。然而，这项道德已经多少与从前奠定其基础的经典分道扬镳，即便尚未使用“公民”一词，教育者们已经在思考适合于公民的道德标准。
　　
民国的修身教科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其中有一部小学用的《新修身》（《新修身教授法（国民学校/共和国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18，6册）。在一年级学生的教材中，以专门设计的图片来展示诸如守时、守秩序、个人清洁与公共卫生、诚实、勤勉、好客、敬老、扶助他人、社会公德等美德。这些课程在以后的学期里以更复杂细致的版本重复出现。在第一年的时候，教师以说故事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图。举例来说，一幅图绘有一只鸟正在哺育其雏鸟，伴随着的第二幅图则是幼鸟们正在学习飞翔，这里说明的正是“亲恩”的故事。雏鸟过于幼小，无法自力更生，母鸟就会为它们四处寻觅食物，再带回鸟巢哺育。母鸟不断地往复为之，还嚼碎食物让雏鸟们可以下咽。与之相对应的书本内容告诫学生：“试思巢中群雏，昂首待哺，而母鸟往还，无时休息，则劳苦为何如乎？”最后则说明这则寓言的含义：诸生须知鸟为禽类，其爱雏如是。人之爱子，尤非鸟类可比。诸生安可不时念亲恩之厚乎？……诸生今来求学，固已非一二年之小儿比，而一切饮食衣服居处，仍必于父母是赖。从知吾人亲恩之厚，迥非慈鸟哺雏类也。……诸生身受父母之恩，其或视为当然，未尝经意。及一经论说，诸生天性俱在，当未有不感悟者。既感悟之，则必时时念之。实际上，此处教材内容希望学生牢记的是：父母之恩乃是孝思义务的基础，包括自爱其身、保持健康，以及勤勉向学。
　　商务印书馆这套修身教科书最后一册的第一课反映了教材整体规划的关键：自省。课文讲述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在每晚睡前必反省他在日间之事。如果他所为为善，就能熟寐；如果不善，则辗转反侧，不能安眠。此课强调克己和自省的重要性。看见别人的道德过失比起看见自己的要来得容易，但自省则能使我们和过去的有德之人相比较，从而根除自身的过错。对于学生来说，该自省的问题包括：是否已明白所读之书？习字或算术是否偷懒而不用心？游戏时是否遵守规则？与父母兄弟姊妹有不合吗？是否经常保持清洁，并遵守卫生习惯？
　　
个人品德与国家社会
　　到了1920年代，个体的品德被“公民智识”所补充。商务印书馆在其新式的公民教科书里，从灌输学生个人美德与良好行为的方式，转为提供个人和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第一册涉及个人品德与社会知识或礼貌规矩的结合：如整齐、注意健康、自助、爱惜公物、服从、同情不幸者等。1910年代修身教科书里的许多故事在此被重复利用。第二册讨论社会，并介绍政府这个主题，同时继续强调个人品德。第三册完全着重于民族国家以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这种逻辑，道德价值就成了公民德行。举例来说，学生们应该学习自主自立，才不会依赖他人。这就要求个人须自我完善以尽好对群体的责任，从而有益于国家，即“人人能自立，国家社会亦蒙其福”。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良好习惯，诸如守秩序、不欺人、不失信、清洁、谦让。学生在学校若能养成好习惯，将来也会继续保持下去，对社会有益。
　　在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初期的公民课文里，“社会”仍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无法采取叙事形式加以系统的解释。不过，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公共心”。如果没有公共心，像公共卫生等领域也无法发展。这一阶段，教材强调的还是由下而上的社会特质：国家以社会而立，社会集团体而成。人民无公德，则团体不坚，社会离散，国基亦因之不固。故公德心关系甚大，应使儿童自小养成此种良好习惯。
　　这套公民教科书也讲到了“国家”，教学目标在于培养爱国观念。课文取清末法律用书的抽象方式来定义国家：人民加上土地，再加上主权。然而，这本公民教科书却感叹中国的主权受到危害而并不完足。因为“主权”代表政府能自由行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拥有主权，但事实上却受制于其他国家。中国人民需要认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并竭力加以恢复。教师在讲课中要解释租界、关税和治外法权如何限制了中国的主权。教师们须强调，真正的责任在于人民本身。假如儿童能够了解这一点，他们将会成为更有能力的公民。商务印书馆公民教科书里的这些内容，明确主张人民要起而争取主权。
　　公民与道德教科书同时培养了身份认同和政治主体性。民初的公民教科书显然企图灌输学生奠基于个人品德的共和理想。公民教科书试图将儿童变成有德性之人。这些教科书虽是文本，但内容却关乎实践；虽然倡导的是实践，传达的却是知识。在品德行为的规范里，隐含着身份认同的问题。此处的“身份认同”指的是角色：学校里的学生、家庭里的孩子、乡里的居民等等，最后则是国家里的公民，以及世界共同体里的成员。范围越大，想像的成分也就越强。年纪最小的孩子被提醒要去洗脸，而年长一点的则被放置于其社群之中。
　　民国初年对于“修身”的重视与日俱增。教科书提供的是非常有限的公民资格定义，实际上只限于精英分子。但是这仅仅显示出公民身份被严肃看待，教育家们明白他们的工作是要对青年人进行社会化，使他们能够参与复杂的政治中。1920年代的公民教科书反映出对于作为整体之“社会”的新关注。教育家们批评“修身”却未放弃“修身”，相反，他们结合抽象与实际的公民知识增补了“修身”的观念。经过了一个世代的历程，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反映了文化骚动，也促成了政治变迁。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