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省福州一中校长李迅亲自“爆料”:开学伊始,高一新生体能测试超半数不及格。测试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50米跑、女生800米跑和男生1000米跑。两位女生跑完后一度瘫倒,而意大利女孩儿格里塔起跑时间稍晚,但前200米轻松超越所有男生。
同期网上爆出,北京大学3000多名大学新生军训期间累计晕倒约6000人次。
高中生体质及相关高中教育问题,再次令人忧虑。
身体具有重要教育价值
对学生体能提出明确要求,让人依稀想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对门徒身高、体重、身体曲线和比例等要求极严。福州一中对学生的要求已不能与之相比,但充分体现了对身体教育价值的自觉和尊重。
身体对成就“完美的人”意义重大。
英文有句话叫“Treat your body like a temple”,意思是,“把你的身体看作一个教堂”。由此可见身体的重要性。身体为灵魂提供适宜的“居所”,如果高贵的灵魂恰好栖居在优美的身体上,将尽显造物之妙。对身体的强调,蕴含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看法和对“完美的人”的追求。
人类自古追求成为“完美的人”。古希腊人的最高理想是成为既有健美体魄,又有文化修养和高尚精神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曾在奥运会上一展身手,当时不会写字和不会游泳的人被称为“体智废人”。我国古代教育“六艺”,也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福州一中校友不乏这种“完美”者。史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是翩翩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歧慨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试想,祖国危难之际,若仅孱弱之躯,如何铁肩扛道义,“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要成就“完美的人”,身体与灵魂,肉体与精神,缺一不可。
国民体质曾寄予着仁人志士的救国梦想。
近一个多世纪前,有志之士在“东亚病夫”阴影中提出“强国必先强种”的救国理想。
维新人士严复提出,大凡国民素质,主要表现有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性仁义之强。”维新派以体育改造国人体质,进而改造精神面貌,为当时先进分子所共识,出现了“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的气象。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认为只有体、智、德、美四育“一无偏枯”,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
身体是重要的教育因素。
身体的感觉是学生的第一生活,学习是在此基础上的第二生活。身体恰恰是教育中一直被忽略的因素,改变对知识教育的过度强调,尊重身体,让学生享受身心一元的生活,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但重成绩轻身体的偏见已成定式,李迅说:“我当了30多年教师,没有一个家长问过我,‘孩子在学校身体素质有没有提高?’国外家长更关心孩子在学校的身体素质和社会服务经历。”《福州一中发展规划(2012—2018年)》明确把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列为发展重点。
体育是生命的一部分
教育承担着使人向善的责任。苏格拉底说,灵魂和身体的善都是要通过知识和训练才能达到的。
在学校教育中,身体的“善”主要靠体育来培养。英国教育家查尔斯·金斯利认为,只要学校、学生宿舍和运动场等一致行动起来,便能培养出目标坚定、始终不渝的一代人。这样的公民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够捍卫自己和国家的利益。
福州一中前身之一全闽大学堂1902年成立,除开设读经、国文、修身、外国文、数学等课外,还开设了体操课。清政府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类学堂设“体操科”,提倡“尚武”精神。
体育不仅增进体能、增强意志,还会激发冒险精神、荣誉感,培养团队精神等。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921年到福建省立第一中学(福州一中前身)进行题为《自动与自治》的演讲,他说:“体育本以强固身体,若有组织的游戏,亦可以增加组织的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通病是怕失败,而游戏可以增进“积极一试之精神”。
当时的不少学校,对体育有严格要求。江苏省锡山高中至今保存着一份其前身私立匡园学校的体育成绩单:“技能运动,占25%,包括体操、球类、200公尺、1500公尺、三级跳远、跳高、铅球;出勤情况,占总成绩的25%,包括早操、正课、课外运动;体育精神,占25%,包括精神、纪律、态度、行为;体育常识,占10%;卫生习惯,占15%。”该校对体育设计之系统,项目之繁多,令人侧目。
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学校教育也发展起来。近年来,中小学积极开展了阳光体育运动。福州一中现任男子排球队队长初中时不知排球竞赛为何物,而今率队征战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学业成绩名列前茅。李迅说:“我们希望运动成为学生生命的一部分,这样其精神和知识将达至最优。”
重建教育生活方式
当然,体育也有无法承受之重。单纯的体育运动并不能解决唯分数论等教育问题,也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脱节、身体与灵魂割裂等哲学问题。它们的解决,依赖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雅典人曾说,“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苏格拉底所采取的生活方式,都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心灵和身体。
这启发我们,高中生需要重建教育生活方式。
如何重建?历史中已经孕育着答案。
1963年6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社论《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高度评价福州一中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参加社会实践至今是福州一中的传统。
社会实践属于劳动范畴,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根源。马克思强调劳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资本论》(第一卷)中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的和谐全面发展、富有教养、精神丰富、道德纯洁——所有这一切,只有当他不仅在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素养上,而且在劳动素养、劳动创造素养上达到较高阶段时,才能做到。”他所在的帕夫雷什中学的教育理念是,把大自然所赋予和人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尽可能充分地用于人的和谐、全面发展。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重视劳动的教育价值,陶行知把劳动教育当作生活教育的组成部分,写了《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手不用脑,快要被打倒。用脑不用手,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
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劳动的作用。1921年,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一起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自1927年建立革命根据地之时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教育基本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一直是重要的教育内容,爱劳动是国民公德之一。
随着时代发展,劳动教育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李迅说:“学生一方面要体验传统的农村劳动,另一方面也要有高科技实践,另外还要大力提倡义工活动,这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视角。”不久前,福州一中高二社会实践活动刚刚结束,同学们来到田间地头、现代工厂、革命圣地、希望小学……李迅说:“我期盼学生心怀天下,关注人类命运,帮扶弱势群体,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杜威在福州一中的演讲中提到,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可以使“理想与实行一致”,即知行一致。
真正发挥劳动的作用,让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把大自然所赋予和人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尽可能充分地用于人的和谐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重建高中生的教育生活方式,让学生享受学校与社会、知识与世界、理想与现实、肉体与精神等相统一的整体性生活,也许能找到一条解决高中教育难题之路。